吳勵生:歷史之羞與海峽之痛——評楊少衡長篇小說新作《海峽之痛》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807 次 更新時間:2006-07-02 22:36:37

進入專題: 海峽  

吳勵生 (進入專欄)  

  

  隨著電視連續劇《施瑯大將軍》在央視熱播,討論也隨著熱烈。當然我無意于在此跟著討論,但海峽東西岸,實在有著太多的歷史之蒙和切膚之痛。冷戰時代眾所周知就像福山所預言的那樣,已告“歷史的終結”。可而今的海峽兩岸存在著的仍是意識形態的紛爭,加上具體歷史的繁復:不說施瑯當年跟隨鄭芝龍降清抗明,之后又跟隨鄭成功抗清,之后又降清與鄭氏家族刀槍相向,直至最后奉清廷之命義不容辭地肩負起收復臺灣的神圣使命……也不說此前的大幾十年臺灣陷入荷蘭殖民者手里,卻是由鄭成功親手收復,此后又有幾十年陷入日本人之手,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才把臺灣重新收復,就說國共內戰國民黨戰敗退守臺灣,“一灣淺淺的海峽”又重新封閉了幾十年,活活割斷了兩岸的親情和血緣。歷史的殘酷,怎么也不可能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是可以任由人們打扮的小姑娘。你盡管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是真相究竟是掩蓋不住的,尤其無法遮掩的便是歷史的那一重又一重的舊傷疤新創痕……

  如所周知,臺灣島除了土著,國民黨敗退人員以及后代則俗稱“外省人”,也屬少數,而今在那里生活的多數是跟鄭氏家族聯系或近或遠的閩南后裔。我的意思是說,無論是從國家的角度,還是省份的角度抑或族群的角度,臺灣題材均是個重大題材。福建的作家責無旁貸。恕我直言,截至楊少衡的長篇新著《海峽之痛》(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之前,這個題材基本被懸置,其間有歷史的原因和意識形態層面的、生活積累方面的以及如何認識和解釋方面的原因等等,不一而足。不是說沒有這方面創作,而是說沒有這方面的重要創作。《施瑯大將軍》當然是個重要創作,也恕我直言,其宣傳層面的效應遠比藝術的層面重要。也便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更看重《海峽之痛》。國家主義敘事、民族主義敘事有它合法性的一面,但小歷史和小話語的敘事則是當下世界敘事文學的主流,或者問題的重要性并不在此二者之間。關鍵在于,“民族國家”方面存在有太多的歧義,比如究竟為“想象的共同體”呢抑或“道德的共同體”?若為后者爭論頗多,如我開頭所說此不予贅述,若為前者則為“主權國家”與“現代化”意識,則是我們必須給予高度關注的內容。文學的事情也一樣。

  況且,楊少衡的《海峽之痛》也未必就是小敘事,只不過是不自覺地就拒絕了宏大敘事而已。實際上,“民族國家”也始終便是該部長篇的主軸,小說主人公杜榮林幾乎終其一生便為了“解放臺灣”這么個未竟的事業。不知哪位有大氣魄又能有大建構的導演,若能把《海峽之痛》搬上銀幕或銀屏,一樣會是一部電影或電視大制作。當然,從布迪厄的意義上說,真正的作家是“為生產而生產”,暢銷作家是“為了受眾而生產”,但二者都有把各自來之于文學的經濟資本轉換為符號資本的沖動,于是改編成電影電視紛紛轉向大眾傳媒,就有向文學場域施加壓力的功能,也即不得不使“文學場域”屈從于外部的文學標準。因此能持獨立立場的批評家,就不能受制于這個外部的文學標準。也就是說,必須時時記得面向文學的為生產而生產本身,并努力與真正的作家一道共同抵制其他場域諸如政治的、經濟的和道德的等場域對文學的支配。說白了,《海峽之痛》若在好的影視藝術家手里肯定能拍成一部上好的影視作品,但它首先是一部上好的文學作品。這個根據便在于該部小說成功地再現了紛紜激蕩的歷史場景中的人的錯綜復雜的感情世界。

  用孫紹振教授的話說:高爾基說文學是人學,這很不夠,文學應該是人的感情學,而且應該是人的感情錯位學。孫先生的理論見地穿透力驚人,其所創造的理論范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以為仍然會有相當有效的解釋力和檢驗力。因此這里不妨套來一用。杜榮林的情感波瀾當然跟他的戰爭經歷、家庭經歷、社會經歷以及感情本身的經歷有著極大的關系。在具體結構故事上,跟楊少衡自己正在走紅的“新官人小說”套路有些不同。后者大多面對當下生活及其人物的當下境遇,前者則主要把人物置放在更為廣闊的歷史場景之中。小說一開始就是一場精彩的槍戰,重要的是,這場槍戰既拉開了情感的序幕,而且是個重要的楔子(盡管在小說結構中不見得有此用意):主要人物的命運和心理內容,都在這個重要場景中得到了線索埋伏和展開的基礎。特別是戰爭場面中的細節刻畫別出心裁,就像之后反復涉及卻又并不正面展開的各個歷史場面那樣,那些不過就是故事的背景,而著重展開的只是歷史場景當中人的行動和心理以及精神活動,比如在清理戰場的時候,突然一陣清脆的嬰兒的啼哭,給人神經刺激的強度甚至不亞于槍聲。尤其是俘虜群中一個“國軍上尉”聞得女嬰哭聲“身子搖晃,目光閃爍”,連長杜榮林馬上警覺到對方跟女嬰的關系,直到這個叫羅進的上尉俘虜把女嬰留在了竹排上潛水逃走……人物的三角關系就此確定了下來。如果我們盯著楊少衡是如何就著這人物的心理三角關系來結構小說,那么我以為就比較接近了楊少衡結構此部小說的內核。所謂“史詩個性”也好,所謂“藝術群像”也罷,離開了這一點就可能對該部長篇的精髓缺乏基本的把握和理解。

  當然,我們還是應該從文本的意義上考察。也就是說,楊少衡為什么要這樣寫,而不那么寫?我們還可以從文本的整體把握上觀察到。杜榮林由于野戰能力被地方干部操著“一口鳥語”的陳石港看中,被要求留在地方參加剿匪——結果除了通訊員王鎖住幸存,包括指導員于立春在內全連80余位戰士悉數犧牲在那場著名而朦朧的“金門戰役”,成了杜榮林大半輩子最大的心痛,也成了他未酬壯志的一生夙愿:“連長會帶人打過來的!”;與此同時,他也跟朋友陳石港和敵人羅進形成了更加曲折豐富的故事鏈:羅進為了尋找在撤退時的遭遇戰中失散的妻子劉小鳳,不惜丟下女兒潛回深山,結果入伙為匪,跟杜榮林又結下舊恨新仇;如果不是羅進,杜榮林就不會在激戰中負傷而又認識了自己的妻子(護士)秦秀珍;如果不是秦秀珍,羅進后來偷渡香港進入臺灣就不可能炮制所謂《給杜營長的信》,因為秦秀珍的父親是國民黨上校中醫并隨軍臺灣;如果不是羅進的女兒后來成為杜榮林的養女杜山,在那場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中,出于“革命性”而不惜毀滅“人性”,就不會導致秦秀珍的自殺身亡;如果不是為了妻女,羅進就不會一次次地鋌而走險,先是跟隨部隊進行唯一的一次所謂“東山大捷”的“反攻大陸”行動,后是被派遣回大陸進行潛伏而后被投入我方監獄,而且更不會在后來的海峽兩岸逐漸解凍中偷渡回大陸窺探情勢并親身感受和驗證,以及其后的在大陸投資辦廠辦公司……杜榮林的生活磨難又跟羅進父女有著十分直接的關系:由于杜榮林出身于孤兒對無父無母的孩子有著一種天然的關愛,又由于杜山在一次部隊支農中被一個戰士把躲在麥垛里的她誤傷,杜榮林命手下接回城治療,結果從此留在杜身邊成了養女;杜山由于在文革中的“獸性”發作在文革后人性回歸,矢志報答杜的養育之恩,而且養父女之間也確實結下了骨肉深情,盡管他們沒有血緣關系,也盡管由于秦秀珍的關系其“大弟”杜海和“外婆”孫碧麗并不能原諒她……跟杜山有血緣關系的羅進,出獄后故意以撿破爛為生,只是為了便于尋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兒,終于在被民兵作為流竄犯網羅的過程中巧遇正在“造反”中的杜山,幾乎只一眼他便認出了這個酷似劉小鳳的女兒,但跟他隨后頗費周折又在郊區土門找到在此曾經的養父母家“投親”以“上山下鄉”的杜山一樣,他不敢貿然相認——或怕杜山不肯認,或怕認了會對杜山構成可怕的生存威脅……而從另一個方面又有杜榮林跟陳石港的生死之交,在文革中杜甚至派出偵察兵救出正在遭難的“走資派”陳,并惹禍上身,杜仍然堅持著把陳悄悄地送往鄉下避難;又有羅進跟吳淑玲的關系、跟陳漢的關系,繼子跟杜榮林小兒子杜路的關系,以及羅進的女兒跟陳石港的兒子陳海軍同在美國留學形成的戀人關系……等等,錯綜復雜,從而形成一環扣一環的人物鏈。而實際上,當然沒有那么多的“如果”和“由于”,其是在現實場景當中實實在在地發生了的故事,而且這些故事也好人物也罷還沒有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在上述諸多的人物鏈中所構成的那一個個人物心理的三角錯位關系。

  很顯然,杜榮林與杜山和羅進構成了該部長篇的大三角的心理錯位關系,陳石港又在他們之間形成一個小三角的心理錯位關系,杜海也一樣;而羅進跟陳石港以及他們的后代的關系,即便是羅進跟吳淑玲和繼子莊文炳的關系等,也可作如是觀。關鍵在于,好比在一些愛情小說中第三者的插入是人物和情節發展的一個動因一樣,該部長篇中任何一個人物的出現都對情節的發展有著推動,尤其是對人物心理發展的具體推動。以大三角心里錯位為例:如果不是杜山在文革中的荒唐表現使杜榮林失去了秦秀珍,杜榮林之后就不可能給杜山這么深的寬諒、理解和父愛,也恰是由于此,才有杜山后來幾乎是贖罪般發瘋地學習和做學問,并不惜打算跟新婚丈夫離婚而不愿出國深造,就為了養父的身體健康和晚年生活。杜山越是這樣,杜榮林卻越不允許她這樣,而是越發鼓勵她往學問努力往醫學科學的前沿進軍,用陳石港的話說,這反而是給他留著“希望”。而在此背景下,羅進歷盡千辛萬苦,就為了能和親生女兒得以相認,可在他們父女中間隔著一座山似的杜榮林,為此羅進對杜榮林恨得牙癢癢,而在內心深處他又不能不深切地感謝杜,盡管連他自己的意識層面中也未必就清楚,直至杜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氣。更有當年發生遭遇戰的那個龍潭山谷,卻是羅進和杜榮林二人共同的傷心斷腸之地,羅進在這里妻離子散,杜榮林的戰友自此一戰后從此永別,因此羅進想在此造一座亭,杜榮林想在這建一座碑,前者為了紀念妻子,后者則為了紀念戰友。各自的心愿不一,但讓人震動的是那各自堅持了半個世紀均矢志不移的那份執著和心跡,哪怕風雨如磐,哪怕世事難料,哪怕歷史常常喜歡開人的玩笑……情感的力量能夠穿透時間的隧道,是藝術家的虛構抑或心理學家可能遇到的難題,比如靈魂?羅進總是在一種難以理喻的直覺中,就能覺察到女兒的存在,甚至也能感覺到發妻的存在,而杜榮林的八十余位戰友的英靈也一樣始終存活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離休之后,為了了卻未了的心愿,他憑記憶尋訪了老戰友們的故土家園,其中甚至有一位老媽媽還在念叨著等待著她那犧牲在金門的兒子的歸去……我們看到,盡管政治符號和文化符號在不斷變化——戰爭、剿匪、反特、革命、造反、三線、上山下鄉、粉碎四人幫、改革開放、招商引資、港商、臺商、下海、燒香還愿、避暑山莊、一國兩制,等等等等……在不同的故事鏈條中,讓不同的人物鏈條產生心靈上的激蕩,比如杜山在跟杜榮林有意無意中提起,非常想知道自己生母的下落,就導致杜榮林在尋訪故舊家鄉的途中,也一路尋訪著劉小鳳的蛛絲馬跡。甚至,杜榮林便是在尋訪的過程當中出的意外,那會兒他一個人舉目遠眺,看著臺灣方向當然還有金門,誰也不知道他那會兒究竟在想什么,而且探訪到劉小鳳蹤跡也便是在這次意味深長的“舉目眺望”的過程中。杜榮林倒下了,羅進聞訊直奔醫院病房,甚至就在隔壁開了間病房準備長期住下,就為了能夠守著既是他冤家又是他恩人的杜榮林。小說之中如此獨運的匠心,俯拾即是,便是以人物各自的心理波瀾攪動著情節的峰回路轉,小說的可讀和耐讀也常常便在這峰回路轉之中,其步步為營、絲絲入扣,再一次讓我領略到了楊少衡特有的敘事魅力。

  細讀過小說,掩卷而思,確實讓人心潮難平。讓人觸目驚心的是,我們差不多有三代人,幾乎都是“喝狼奶”長大的。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那近一個世紀中,除了他們的意識形態不同,那種黨同伐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幾乎沒什么兩樣。羅進從金門特務機關進入臺灣,因為陳漢案件入獄,當初的心戰案例《致杜營長的信》有通共嫌疑。而杜榮林因為《致杜營長的信》影響了前途自不必說,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自也給他帶來了無盡的麻煩,更因為原來的通訊員王鎖柱——金門戰役的幸存者,本來應該是英雄反而成了“敗類”,并在運動中被迫害致死,從而也給杜帶來了諸多困擾。實際上,“幾千年來不斷有人渡海從這邊到那邊去,明清兩代過去的特別多,形成了眼下臺島居民的主體。兩邊本來是一家,來來往往不斷,在閩南你隨便抓一個人,把他往死里打,八成能打出一些個特別的‘臺灣關系’。反過來也一樣,你在臺灣隨便抓一個人往死里打,八成也能打出幾個‘共黨關系’來。”我們顯然需要反思的是,宋元以來的“保甲連坐”、明清時期的“監管技術”、袁世凱以來的“巡警制度”乃至蔣介石、毛澤東的“警察國家”,無非是從傳統慢慢過渡到現代而已,社會控制與管理方式,幾無變化。直白點說,幾乎就成了我們的“歷史之羞”。好在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紛爭已近終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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